对于常州历史起源，《常州市志·总述》有如下记述：“常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从春秋时代命名‘延陵’以来，已有2500多年历史，被誉为‘八邑名都’、‘中吴要辅’。”但是常州自古以来便被认为是吴文化的一部分，如以泰伯奔吴计起，吴文化的历史当有3000多年，如同为吴文化一部分的无锡在《无锡市志·序》中便记有：“无锡市作为一座江南的历史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商末泰伯定居梅里、开发江南起，无锡的文明史已有3000多年。”那么常州文明史的起源究竟应该设定在何时呢？《常州市志·总述》的描述是否矛盾或者错误呢？要解释这一疑问，应该就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做出相关研究。首先，常州是否吴文化的一部分，是否应该以泰伯奔吴作为常州文明史的起源。其次，“泰伯奔吴”与“延陵封邑”的标准是否存在矛盾。本文试就上述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吴文化与常州

    吴文化，即吴地区域文化，泛指吴地自有人类至今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创造。吴地区域范围，一般指长江三角洲地带，形象地说，即以太湖为躯体，上海、南京作首尾，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为节肢的一个区域。一般认为，吴文化的中心区域是指紧靠太湖的苏锡常地区（即苏南）。

    三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证据证明，常州历来便是吴文化的中心区域，是泰伯属地。

    一是早期吴地文化的考古遗存。

    吴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掘证实，约一万年前，太湖东山的三山岛上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这是太湖流域吴地文化核心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人类活动的遗存。在旧石器文化时期，吴地及其周边地区已经是人类活动的集中区域，人类活动范围大致主要分布在苏皖浙丘陵山区及长江两岸，说明地势低洼的太湖流域还不太适宜穴居的早期人类。

    到了距今一万年之后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发展发生了革命性经济变革，原始农业发展起来，人类活动地域由丘陵山区转向河谷、湖地等低地平原、沼泽地区，开始了稳定的聚落定居生活。从考古情况看，常州圩墩、武进青龙的潘家塘等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具有新石器文化特征，距今约 6000年，大概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

    良渚文化以太湖为中心，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而在武进横林的青墩、雪堰的南山、郑陆的寺墩和湖塘的金鸡墩，以及昆山的绰墩，常熟的三条桥、黄土山，吴县的东渚等地考古，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琮玉璧。从出土文物情况分析，良渚文化墓葬地点以武进最多，出土的琮璧（古代祭祀天地的礼器）数目以寺墩为最突出，且琢磨精致，对于这种工作，没有经专门训练而具有一定工艺技术的人，是不能制造成功的。可见在4000多年前的常州地区，社会已分工，出现了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来的掌握熟练技巧的玉工，也体现了常州地区古代文明发达的程度。尤其是从常州地区出土的4000多年前属良渚文化所仅有的兽面纹饰玉琮，说明长江下游也是中国文化发源地，而常州所在的太湖流域应该是其中心地带。

    二是泰伯奔吴的事迹及路线。

    商末泰伯奔吴带来的先周人，是吴国建立的主要政治力量。相传，黄帝的玄孙后稷（弃）为周族的始祖，十二世传到古公亶父为周太王，迁岐山。商末周君古公亶父欲传位三子季历，公元前11世纪以前周太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避位南奔，从陕西岐山下的周来到长江中下游，建立政权，自称“句吴”。“吴”字作为地名、国号，首见于《春秋左传》“宣公八年”条。最为详细的记载，可见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从此“吴”字一直为后人所认同、使用，相沿至今。

    泰伯南下的路线已经不可考，徐仲舒先生认为先到荆楚，再辗转到达太湖流域，目的是战略包围殷商。可备一说。

    2005年，考古人员在金坛发现了一个面积达３万多平方米的3500多年前的商代早期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珍贵陶器和石器。说明到商代前期商文化已经到达茅山一线，接近吴地核心地区。商文化来自北方的夏商周人，已经进入国家文明阶段的夏商人渡过长江，达到宁镇地区，然后从宁镇地区经过茅山的丹徒、金坛一线到达太湖流域。由此可见，当时宁镇地区广泛分布湖熟文化和商文化居民，泰伯可能无法久留，只能从北至南奔向荆蛮聚居的太湖流域，与荆蛮融合。他们在无锡梅里定居，入乡随俗，将先进的中原文化融入吴地，以化荆蛮，有千余家荆蛮拥戴“吴太伯”，奠定了吴国的政治基业。

    常州在地理上处于宁镇与无锡之间，泰伯从宁镇地区进入太湖流域，很难排除其迁徙路线与常州有关。

    三是春秋吴文化的遗存。

    历来学者的众多研究成果都将常州与无锡、苏州一样作为泰伯所创立的吴国的属地。就目前保留的历史遗迹而言，常州本地便保留了诸多春秋吴文化遗迹，如至今仍保存的位于无锡与常州交界地区的阖闾城遗址以及淹城遗址等便是典型。

    关于“阖闾城”的记载，可见唐代陆广微所撰《吴地记》（佚文）：“阖闾城，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伍员伐楚还，运润州利湖土筑之，不足，又取黄渎土，为大小二城。阖闾伐楚还，取以为号。子城在无锡富安乡，地名闾江，大城在阳湖界十六都八图。”

    20世纪80年代，在常州与无锡交界处，因发掘出大量春秋时期的文物，而在1982年就被列入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很多专家认为此处便是史籍所载的“阖闾城”，常州和无锡均在此竖立“阖闾城”文物保护碑。2004年4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武进区淹城博物馆、江阴佘城遗址联合考古队钻探组一行，对此处的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城墙中出土的陶片和遗物均不晚于春秋时期，局部地层还出土有更早的马桥文化时期的陶片。该遗址有很多与史籍记载的阖闾城相似之处。如《吴地记》称，阖闾时“吴都”的北门可以“北通毗陵”，吴都“不开东门者为绝越之故也”。而今阖闾城往北正好抵毗陵（常州），且根本没有东门，以直湖港为天然门户，这恰恰是吴都阖闾城的显著特征。又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城中有小城”。今阖闾城遗址在雪堰至马山的公路以北明显有一道东西向的城墙，至闾江以西则绕向北行，这段城墙说明阖闾城中确有小城存在。此外，武进雪堰历来便有诸多与春秋时期吴国历史相关的地名及传说，如《越绝书》谓吴王阖闾“徙治胥山”，在雪堰东北有一山名为胥山；又如《吴越春秋》载：吴王在伍子胥自刎后，以皮革裹其尸投之于闾江之上。雪堰城东也有一条古河名闾江，直通太湖。因此这个阖闾城，极有可能便是公元前6世纪末吴王阖闾所建的句吴国都城。

    关于淹城的来历和淹城的主人究竟是谁，史学界和考古界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淹城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越绝书》：“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越绝书》作者为东汉人，当时毗陵还没有筑县城，县南城当即指淹城，说明淹城是筑在古“淹君地”的原址上。古代“奄”、“淹”两字相通。奄国为商殷属国，今山东曲阜县东有奄里，即淹里，也即是奄国所在地。周成王初年(约公元前1042年)，奄人随同纣子武康和蒲姑人、东夷人一起反抗周朝。三年，周杀武庚、定奄、灭蒲姑。奄和蒲姑的遗民南逃，逗留在江淮之间，后又至太湖流域，淹城之称为古淹君地可能便是在此时。

    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可以测定淹城的城墙为春秋晚期所筑，且是一次堆土筑成，此时淹国早已灭亡，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淹城应该是吴人所建。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陆建芳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淹城是吴国的一个军事城堡，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春秋时期唯一保存完好，三道城河、三道城墙形制的军事设施。”此可备一说。又据载，淹城外围约1公里范围内，原有百余座合乎吴葬俗的土墩墓，说明本地区曾是吴国的活动中心地区。土墩墓葬制是最能说明句吴初期地域文化特征，在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制。土墩墓是吴国流行的与越国习俗不同的葬制，不用棺椁，不挖墓穴，堆土掩埋，起墩为墓，土墩墓的分布范围大致反映出吴国疆域的范围，主要在苏南、皖南和浙江、上海等长江下游一带。从淹城土墩墓和从淹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陶瓷器看，均符合春秋吴文化的形制。由此可知，不管淹城的营建者为谁，也不管其营造的目的为何，淹城是典型的吴文化遗址，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综上所述可知，有无数的考古和文献证据证明，常州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无锡、苏州一样，属于句吴古国，常州的远古史也应该从泰伯奔吴算起，即有3200多年的历史。
二、延陵封邑与常州人类文明史

    如果我们确定常州的文明史应该将起源设于3000多年前的泰伯起，那么《常州市志·总述》中称常州已有2500年的历史是否错误呢？

    《常州市志·总述》中记载：“从春秋时代命名延陵以来，已有2500多年历史”，“常州古名延陵，系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札的封邑。”

    仔细分析这一段记载可以发现，《常州市志》称常州有“2500多年历史”有一个前提，即是“从春秋时代命名延陵以来”，因此，从逻辑和历史上来说，这句话都没有任何的错误。然而，这一段话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指出常州文明史的上限只能“从春秋时代命名延陵”开始。如果有人要坚持根据这一段话来确定常州人类文明史的上限，那么就会存在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地方。首先，延陵季子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他的封邑在常州，本身便证明常州是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吴王将常州作为封邑，证明了常州本身便是吴国的领地，并已经开发，并且具有一定的文明程度，否则不可能成为封邑。其次，即便我们假设，常州直到成为季子的封邑之前并不是吴国的一部分，也不能证明常州在延陵季子之前不存在文明史。

    首先，根据古老的传说，常州的木梳发明者赫连，被蚩尤抓去当兵，为黄帝所误杀，黄帝悔而封赫连为木梳始祖。如果以此传说为依据，常州的人类文明史可以追溯到4700年前。

    其次，根据前面提及的考古情况看，位于大运河常州戚墅堰南岸的圩墩遗址，是常州城乡最早的母系氏族公社遗址，人们以农为主，辅以采集、渔猎，并有原始的纺织活动。当时生产力低下，以石制的斧、铲、锄、刀，以及蚌镰和骨制的镞、镖等为生产或捕猎工具，生活中已使用粗糙的炊盛陶器（《常州市志·总述》）。圩墩遗址距今约6000多年，有专家称那里可以认为是句吴土著的一支远祖。因此6000年是迄今为止经科学测定的可以估算的常州最早的历史。

    同在吴文化中心地带的无锡、苏州有着相似的记载。《无锡市志·总述》载：“距今6000多年前，无锡先民已开始在这里劳动、生息和繁衍。当时，太湖周围平原低洼潮湿，沼泽纵横，先民选择地势高爽的土墩定居。如今无锡县新渎庙墩、葛埭桥庵基墩和玉祁芦花荡等地，是无锡最早的原始氏族居住点。从出土众多的细石器和磨制石器生产工具、各种类型陶器表明，先民从事着以原始农业为主，渔猎和采集为辅的物质生产，其生活和生产的重要特点，属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而《苏州市志·总述》亦有“考古证明，江南太湖流域，是古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早在6000年前，苏州地方的先民即已种植水稻，已制成纺织品(葛布)和精美的玉器等”记载。

    可以说，无论常州、无锡、苏州，所出现的文化和历史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属于更广泛区域即吴地或者太湖流域的文化和历史。如果我们将某一地方的文化和历史与其所在区域的文化和区域的历史割裂开来，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三、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表述，应该是：常州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是6500年前；常州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历史从泰伯奔吴算起，即 3200年左右；但是由于泰伯奔吴在史书上只有大约估计的时间，而没有准确的纪年，因此常州有准确纪年和确切地名的历史从季子封邑延陵开始，即2500多年。《常州市志》中“常州有文字记载2500年”的记述（或记：据现存史料，常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为2500年）与常州有3200年的历史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只是前提不同而已。

    另外，还可以从兄弟城市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同样是吴文化重要城市的苏州，在《苏州市志·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约公元前11世纪，周族首领古公亶父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又称虞仲)，自陕西南奔，建立勾吴。吴寿梦元年(公元前585年)，寿梦为吴王，吴国始有确切纪年。”可是，苏州提出的历史是3000多年，并没有从吴寿梦元年开始算（如果那样算的话，也应该是2500多年历史），同样也是从泰伯奔吴算起。

    “无锡”地名一词，首见于《史记·东越列传》载：“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军降，封为无锡侯。”而作为“无锡县”之名是首见于《越绝书·吴地传》云：“无锡西龙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吴所造，属无锡县。”这是《越绝书》所描写的无锡城，也包含了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初建无锡城的情况。据此,至今无锡有文字可靠记载的历史是2212年,但无锡自称是3000多年历史,并没有以此为城市的历史标尺。

    因此，同样不能说苏州、无锡提出的3000多年历史的说法有任何的错误。否则的话，为什么同样与无锡相邻的常州不属于吴文化，而苏州却属于呢？

    可见，众多文字、遗迹和考古的证据以及千百年来学者文人的研究都证明常州属于吴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与拥有共同远古史的无锡、苏州一样的方法确定历史起源，以3200多年作为文明史的长度并没有任何错误，而且这种说法与《常州市志》的记载也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常州有3200多年历史确凿无疑。